自2015年，新《预算法》出台后，地方融资平台逐渐走上了转型之路，转型的核心诉求就是市场化运营，从单纯的政府输血模式，变成具备自身造血功能的企业化运作模式。经过4-5年的改革，有些平台公司成为城市运营的掌舵者，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看到城投平台公司的影子越来越多，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抗疫中，我们在武汉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看到了“大会战”的央企们，如何在240小时的时间内建成一座医院。在全国人民宅在家抗疫的时候，国企们全面参与了国内基础民生物资的生产、运输，将最紧急的物资送达需要的地区。在这些国企中，其中就有不少是平台型公司。同样在疫后，重启经济，稳一方经济，保一方民生的重任也落在了肩负着地方基建和民生责任的平台公司肩上。

在今年延迟召开的的“两会”上，万亿抗疫特别国债+3万多亿的地方政府债成为复苏经济保民生的资本金。怎么用好这些钱，由谁来运作资本，投向哪里才能让这些钱发挥到应有的作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内外交困呼唤时代担当者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历来都是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扶贫脱困的承担者。

投融资平台的出现、发展、成熟均是在国家面临重大难题的节点。萌芽阶段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顺应改革开放潮流，为加速本地基础设施完善而出现的；大批量发展阶段是2008年至2014年，美国次贷危机出现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刺激计划，带动地方政府更大的投资计划，为配合地方政府的重大项目投资建设，大量地市级和区县级平台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2015年随着新《预算法》的出台，地方融资平台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面向市场进行转型升级的阶段，从而解决长期以来依靠政府信用背书积累的隐形债务问题。同时，还要平衡当地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至此，平台公司的总体规模数量基本达到历史顶点，后续随着规范化发展的需求，有些形同虚设的平台逐渐退出。

历史证明，投融资平台是应历史需求而产生和发展。从顺应改革大潮到度过金融危机，再到现在的转型升级，都是政府投融资平台不断适应经济需要，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为我国经济的顺利发展添柴加薪的过程。

2020年新冠肺炎黑天鹅来袭，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外部生存空间被挤压、疫情冲击等等难题，在这个严冬，投融资平台到了再次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帮助国家这艘巨型航轮平稳渡过当前的“黑三角”。

疫后新旧基建加强投资，地方平台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发力

宏观层面上，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为-6.8%，全世界都已经陷入深度的经济衰退，之前认为的短期冲击，已经演变为长期防御。微观层面，疫情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而且出口大幅萎缩。然而，在“十三五”收官之年，我们国家需兑现“彻底脱贫”的承诺，这是考验政府能力和信用的时期。在此情况下，要启动内需，就要重建信心，稳定预期，在多数企业复工复产的基础上，启动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人们的收入，是当务之需、当务之急。

不管是企业启动还是政府部门启动，资本是第一要素。中央安排1万亿元的预算外抗疫特别国债和3万多亿元的地方债，都是为了满足各地重启经济的需求。而一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与之配套的各分支领域承载着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这3万多亿元的地方债通过什么渠道，以什么形式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会不会带来通货膨胀？这就需要研究一下地方融资平台的运行机制和资金来源了。

根据《关于区域金融风险传导机制及其防范研究》，地方政府会通过其投融资平台进行融资，以便进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平台主要融资来源是金融机构，形式以银行贷款为主，占比达 50%多，另外通过发行信托计划、定向融资计划、私募基金等各种形式的融资，最重要的是通过国家预算内财政支持资金，包括国家政策性贷款等共同完成项目的建设。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到新阶段，城市投资建设规模日益扩大，项目投融资需求增大，政府鼓励融资平台通过多元的市场化方式融资，扩大与社会资本方的合作，包括股权和债权合作方式。

地方平台公司将政府的投融资需求与社会资本的投资增值需求挂钩，实现双赢。通过政府财政投资的杠杆撬动几倍于财政资金的民间资本，及时解决了专项债资金额度的限制，是当下有效扩大政府信用的手段，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融资需求更大，如中西部地区，基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需求量巨大。

投融资平台需要积极连接政府与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投融资平台与市场对接，在资本市场上，为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一方面为地方政府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盘活市场闲置资金，增加资本使用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投融资平台在运营发展过程中，与市场紧密联系，将筹集到的资金“精准”投放，用于完善道路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等，切实解决地方政府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的投融资，以公司运行机制运作使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增强了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不会造成经济因货币超发带来的过热而产生通胀。

在另一端，通过发行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的政信类产品所获得的资金，投资方向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项目，如棚改、产业园建设与运营、市政道路建设、港口运营建设，方方面面的改善投资目的地的营商环境与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准，在加速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受到政府、市场、民众的青睐，这就是政信金融的魅力所在。

政信类产品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广大民众提供重要的投资渠道。政信类产品与政府的信用挂钩，以基建项目收益为还款来源，投资风险低，但收益稳健，为我国居民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渠道，减少通货膨胀等因素造成的财富缩水。

国内最早从事政信金融的企业是一批央企，他们最早了解到国家的政策动向，与地方政府也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而且国企央企在民众心目中的天然良好印象让其更容易获得市场的认可，因此成为与平台公司合作的优质社会资本方。比如政信投资集团、中国通广这种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专注于政信，因政信而起家，伴随政信成长壮大，在国家未来30年复兴的路上，将以政信金融的方式为国家崛起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信研究院研究员，作者授权“政信云”网站全文发布。)